在花园大道上行驶，我们不知道路过了多少小镇，大多数是没有名字的，大巴停靠在加油站，一群黄皮肤的陌生人短暂闯入，那些频频回眸的小青年，他们比我们更好奇，这些像是另一个元次来的游客。 尽管临近城市开普敦早已物是人非，这些小镇却保留了过去的一切。现代化发展并未伸进这里，没有托斯卡纳式的玻璃建筑，相反，它简单、直接，所有的结构几乎一目了然。这种纯粹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看得到，没有架子、腔调，正如在这些小镇你找不到一家精致咖啡馆、寿司店和有机食品店一样。 我们在乔治吃了一顿中餐。就算没有德班数日的咖喱轰炸，这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海外中餐厅之一。老板刘先生和刘太太是台北人，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那一年举家来到西开普省，开了这家名叫黄金海岸的中餐厅。 乔治没有华人超市，餐厅所有的食材都要从开普敦运过来，可是开普敦也不丰富，华人的大本营在约翰内斯堡。他们想吃萝卜只能自己种，山东的沙地大白萝卜，在开普敦的阳光下，只能长成手指那么细的萝卜棍。 满满的一桌菜简直是费尽了心思。调味后的跳羚腰部肉，切成薄片，码入姜丝料酒，过油滑炒，放到铁板上吱吱冒油，入口肉质细嫩又软糯，那些味觉不灵敏的，还以为是本地小牛肉。同样做法的还有山猪肉，吃不出一点臊味。最炒的是仿蒸石斑鱼，这是一种红色的深海鱼，眼睛突起棱角分明，据说经过反复试验，它的口感和石斑最相似。 小镇除了这两位，几乎没有别的华人，孩子大了去了开普敦谋生活，老两口守着这个小店，呼啦一下来了这么多同胞，夫妇俩一齐出来，聊台北，聊北京，聊吃不到炒绿叶菜的苦闷，说没有一点乡愁是不可能的。 来开普敦的人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到开普敦东海岸西蒙镇(Siman's Town)企鹅滩。 有人说这些非洲企鹅是外来者,不过,现在它们早就成了这片沙滩的主人，也进化出了适应非洲的生理特征。在这片浅滩上，有的在海岸边的矮灌木树丛筑巢，有的在海滩上慵懒地享受着惬意时光。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来时的路。 反正西蒙镇的居民是很念旧的，这个小镇完好保存着两百多年前荷兰人住过的房子，二层的小楼别致不繁复，当初荷兰人把这里作为冬季船舶的一个锚泊地，并用第一个州长西蒙范德的名字命名。那些短暂登陆的外乡人，在开普敦完成补给，有的人慢慢定居下来，或许都没有想过，就再也没有回去。 我们在山谷里参现约翰·鲁伯特(Johann Rupert)的酒庄时，还想过他现在住在哪里的问题，瑞士还是巴黎?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这位南非富豪在开普敦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的酒庄坐落在南非最美丽的几座葡萄园中间，周边还有精心修剪的草坪、一座英式玫瑰花园、一座柠檬果园和他庞大得惊人的老爷车私人博物馆。 约翰·鲁伯特的家族是南非第二富，仅次于矿业巨头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ers)。但鲁伯特显然名气更大，他拥有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历锋，旗下品牌卡地亚、梵克雅宝、万宝龙和登喜路等等。如果有需要，他会乘坐私人飞机离开开普敦，前往欧洲、亚洲或美国，去照看他那广袤的商业帝国。 鲁伯特自己打理这个酒庄，他说他们的葡萄必须是在深夜人手采摘后冷冻的，以保证葡萄的原汁原味。他也不排斥新技术，在Anthonij Rupert Wines这个庄子里，不锈钢桶与新法国橡树桶分工并存着，前卫得让人咋舌。 比起传统欧洲的酒乡，如波尔多和香槟，开普敦葡萄园的自然风光更具有吸引力。在波尔多，你能够看到的只有此起彼伏的葡萄园，而在这里，除了葡萄还有大片的果园，种植苹果、橙子、草莓等等，各式牧场，饲养着鸡、牛乃至鸵鸟。 如果非要聊聊这个国家的葡萄酒，他们产量巨大,品质不错,还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葡萄品种，名为皮诺塔吉(Pinotage)。如同其他新世界的葡萄酒生产国家都拥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种作为标志，相当于澳大利亚的西拉子，阿根廷的马尔贝克。 酒评家赵凡说，Pinotage酿成的葡萄酒颜色深浓靓丽，香气口感介于黑皮诺和西拉子之间。如果说Pinotage有什么卖点的话，那就是它足够“南非”，对于一个葡萄品种和它酿出的酒而言,还有比这个更高级的赞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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