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酒观人的传统由来已久，以诗观人的事例也同样普遍存在。群居而坐，一觞一咏，俯仰天地，畅叙幽情，真性情所致，于是乎彼此引以为知己，推心置腹，以酒见性，以诗展才，群情熙然，成就一段段流传千古的雅聚佳话，这大概是国人对于社交活动中的饮酒最为向往的境地，但它同时也是中国式理性饮酒的隐性逻辑。 “以酒观人”最初仅是考察帝王诸侯将相士大夫德行的一面镜子，防止沉湎于酒而亡国误家，但到了诸葛亮的《将苑·知人性》中，却正式变为“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将苑》是现存的诸葛亮兵法。诸葛亮素以知人善任、用兵如神著称，《将苑》第3-11章专门论述如何考察和选拔将材，其中“知人性”排在了第一位，而“醉之以酒”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评之风盛行，以酒观人的事例不在少数。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局动荡之下，有的人滥饮无度以至于无用之极，譬如刘伶病酒;有的人饮酒辄醉，以真性情示人以磊落坦荡，如阮籍;但也有人饮酒有节，谨言慎行以自保，如山涛。山涛，字巨源，就是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重的主人公。据说山涛酒量惊人，饮酒八斗才会醉。晋武帝司马炎想试试他的酒量，就在一次宴会上为山涛准备了八斗酒，然后在喝酒的过程中再偷偷添加，但山涛喝了八斗酒之后就不再喝，任凭所有人怎么劝，就是不肯再多喝一口。“竹林七贤”当中，山涛的政治成就最高，与他超凡的自制力不无关系。诸葛亮把“醉之以酒”作为洞察人之本性的方法，因为这可以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一个人。当然，这与今天普遍存在的用闷酒来考察诚意甚或忠诚的粗暴方式，不可同日而语。 “以酒观人”是为了检视一个人的性情和自控能力，而“以诗观人”的作用则更加多样。中国诗歌批评史上自古主张“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泛指内心的一切理性、感性的活动，言则是表达方式。内心情感翻滚，灵感迸发，忍不住用语言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如果语言不足以表达，可以唱出来，或者咏叹一声，还不足以表达，就用手舞足蹈的形体语言表达。当然，敬酒的时候，也会用“一切都在酒里”来体现满满的诚意。于是乎，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了兴、观、群、怨的作用。兴，是触景生情，以景物来比拟、兴发内心的情感;观，可以用诗歌来洞察人性、观察世事万事万物，风俗世故，兴衰成败;群，把饮酒赋诗作为社交活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加速群体共同爱好的形成;怨，是诗人不平则鸣，怨刺上级或者社会，然后静待他人的赏评。 无论兴、观、群、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酒的作用极为奇妙，而以诗酒观人的传统就这样渐渐就形成并流传下来。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八位酒仙，即贺知章、汝阳王、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一时传为佳话，但他本人并未参与过这样的聚会，所以创作素材大抵也是听人传说后搜集整理而成。史料记载，他主要和李白相熟，一起饮酒的频次也高一些。但诗中主要以呈现盛唐长安的豪放之气为主，八位酒仙在杜甫的笔下个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但细究起来，笔法不无夸张渲染之处。根据笔者的经验，张旭三杯草圣传，比较真实，也符合书法创作的客观规律。焦遂在史书上鲜有记载，也没有留下名篇佳作，但根据《饮中八仙歌》的描述，饮酒五斗之后才兴奋得起来，高谈阔论、语惊四座，可能是“大脑缺酒”的那种。但最有名的那句“李白斗酒诗百篇”，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夸张手法，只不过是为了表现李白才华横溢而又狂放不羁的形象而已。 诗和酒都是中国社交活动的重要媒介，但二者相遇，有时相得益彰，有时却怪诞不经。《饮中八仙》描写的是中国文人士子放浪形骸的一面，行为艺术本身又经过诗人的渲染，它显然不符合理性饮酒的风尚，也偏离了以诗酒社交的真正意义。但后世却经常以此作为劝酒的佳句，也经常令笔者哭笑不得。 以诗酒观人，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在饮酒的过程中，丰富饮酒的内容，拉长饮酒的时间，提高饮酒的气氛，叫人轻松惬意而又内心兴奋，既达到了增进了解的目的，使彼此可以看清对方真实的形象，而又降低了醉酒的风险，以及快速饮酒对身体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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