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诗古时文人墨客就至爱饮酒，常常醉酒而诗兴大发，吟一两句诗，成千古绝唱。而酒文化的渊源，还得从长江流域说起。 长江流域的酒历史是研究烧酒文化起源与传播的重要切入口之一。 横断山东侧是巴蜀的重要产茶区，是茶马古道的主要起点之一，这里也是烧酒率先出现的地带之一。 关于烧酒何时在中国出现，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目前尚有很多争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出一些关键证据来认识西南酒文化的主要发展脉络。长江三峡以上长江段及其几条支流，集中孕育了中国白酒文化。从三峡逆长江而上，乌江、嘉陵江、涪江、赤水、沱江和岷江均为汇入巴蜀盆地的长江支流，这里名酒(指有名的烧酒)集中，酒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绝非偶然，这里是研究烧酒文化起源与传播的重要切入口之一。 董酒产地遵义在乌江江畔，沱牌大曲产地射洪在涪江中游，茅台产地茅台镇和郎酒产地古蔺均在赤水边，剑南春产地绵竹在沱江上游，泸州老窖产地在沱江汇入长江处，五粮液产地在岷江汇入长江处，全兴大曲产地在沱江和岷江流域的成都。 酿酒在蜀川早已经出现，三星堆已有不少酒器。1979年成都西郊土桥曾家包东汉墓出土一块《酿酒》画像石(如图)，证明东汉时成都平原的酿酒业已经相当发达。(唐)李肇《唐国史补》的一段记录首先提到了剑南道烧春一词：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唐代诗人牛峤《女冠子》也提到成都的烧春：锦江烟水，卓女烧春浓美。司空图《诗品·典雅》有“玉壶买春”。因此“烧春”应该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比较早的和烧酒一词有关的词。 烧酒一词已经见于唐代：荔支新熟鸡冠色， 烧酒初开琥珀香。(白居易，作于忠州，今属重庆)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雍陶)有不少学者认为唐朝蜀川的烧春、烧酒不是蒸馏酒，主要依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谷之四》“烧酒”条的一段重要记录：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这段记录是烧酒元代起源说的主要依据。烧酒的很多别名，也多在元代文献中出现。李时珍的记录基本可以肯定烧酒的出现不晚于元代。 但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录还不能完全确定烧酒的出现的上限是元代，因为《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葡萄酒条提到唐朝时西域高昌国已经有用蒸馏法做烧酒：时珍曰：葡萄酒有二様。醸成者味佳。有如烧酒法者有大毒。醸者取汁同曲，如常醸糯米饭法，无汁用干葡萄末亦可。魏文帝所谓葡萄醸酒，甘于曲米，醉而易醒者也。烧者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醸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髙昌，始得其法。李时珍提到的这种高昌造酒法还传入了唐朝。(宋)王溥《唐 要》卷一百也有记录：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幷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羣臣，京中始识其味。这里的“酷烈”度数一定很高。这一叙述和《本草纲目》前面的叙述似乎是有矛盾的。我认为《纲目》烧酒元代起源说指的可能是中原烧酒的起源，而烧酒唐代高昌起源说所言当指西域葡萄烧酒的起源。但根据上面(宋)王溥《唐 要》的记录，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下来，唐代已经接触到了西域的酿酒技术。 下面两条记录值得注意：“池色溶溶蓝染水，花光焰焰火烧春。” (唐·白居易《早春招张宾客》)“深处最宜香惹蝶，摘时兼恐焰烧春。”(唐·李冶《蔷薇花》)这里的烧春和火、焰等词共现。通常蒸馏酒才是可燃的。这里的烧春如果不是蒸馏酒，也一定是度数比较高的发酵酒。 宋代四川诗人苏舜钦的《苏学士集》巻六《送陈进士游江南》一诗提到了蒸酒，：时有飘梅应得句，苦无蒸酒可沾巾。这里的蒸酒两字应该是偏正结构，指蒸的酒。江南当时的发酵酒已经很有名，尤其是绍兴黄酒，所以苦无蒸酒一定不是指苦无发酵酒，这里的蒸酒当指另一种工艺的酒。 北宋四川眉山人苏轼《物类相感志》有“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前面提到，通常只有蒸馏酒才可以燃烧。苏轼提到的这种酒如果不是蒸馏酒，也是度数比较高的一种酒。苏轼、苏舜钦都是四川人，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时四川出现了度数比较高的酒。 由于现在四川还没有出土宋以前和剑南烧春或其他川酒有关的蒸馏器，所以剑南烧春等西南烧酒在宋以前是否是蒸馏酒的最后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有一点我们比较有把握，蜀川已经出现了可以燃烧的酒。至于靠什么技术使得蜀川烧酒能到燃烧的高度，尚需深入研究。 早期的烧春、烧酒大致可以断定是度数较高的酒，不能肯定是蒸馏酒。元代开始，烧酒才专指蒸馏烧酒。无论是哪一类烧酒，度数都比非烧酒类要高，这为明代西南烧酒的繁荣和茶马古道全面翻越横断山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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