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定代是用国际通用的碳十四法测定的。依据发掘4米深度，以每米一个文化层计，共有四个文化层，距现代较近的文化层已有4700年，第二文化层5800年，第三文化层6200年，第四文化层6770年，上限7000年。由此判断河姆渡人在史前已延续了2000年。较让酒界高兴的是，第四文化层出土了包含骨耜在内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大量稻谷、谷壳、稻杆、稻叶，它们相互掺杂，厚度从20厘米到100厘米以上，有的已经烧焦，有的保留完好，谷壳根本上还是金黄色的，不失外表的本来形态，甚至连壳上的纵脉和纤细的稃毛仍清楚可辨。从稻谷堆积的厚度推算，总量在100吨左右，可用于400-500人一年的口粮。河姆渡遗址中如此丰富的稻谷堆积，其数目之大，保留之完好，堪称世界之较。 从遗址中挖掘到的还有大批的动物骨骼遗存，有猪、牛、犀、象、鹿、虎、猴、獐等，还有大批的涉禽类与鱼类及一部分的野果核。当然还有相当多的木器、骨器、石器及兽牙饰品。解释在7000年前，新石器后期，宁波河姆渡人已开端从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生产力程度大为进步，那些陶器、木器、骨器上都刻有精巧的饰纹，河姆渡人的美感观赏程度已经较高，已经有重视享受的雏形。 能让人高兴的不仅是上述二个方面，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数以千计的陶器及陶器碎片，从完全出土的陶器与修补复原的陶器看，以煮饭用的釜为主，其次为罐、盆、钵、、，甚至还有纺轮。从河姆渡人爱好享受的表征上看，那积压的难以作为食物消化完的稻谷，那用来煮饭的陶釜（陶釜上甚至还粘有煮饭后留下的锅巴），那可以用来发酵和储酒的陶罐、那用来温酒的陶、那用来盛酒的陶，还有那用来饮酒的陶钵、陶杯，无不向世人展现着，那较为悠长的中国酒文化。 现在再回过火来剖析河姆渡文化中酒的存在轨迹。 首先，从河姆渡人所用的陶釜上粘着的焦米饭粒看，当时的河姆渡人是用脱壳稻谷，即用米煮饭的，这从大批出土的稻壳遗存上可得到证明。也就是被微生物应用的淀粉已经可以是经蒸煮后的糊精，这一点是相当主要的，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河姆渡人开端吃饭，而是具备了酿酒前列关，把生淀粉变成加热膨胀后的糊精，极易被酿酒微生物所应用。这是酿酒的先决条件之一。 其次，从稻谷保留的方法看，是通过必定大小的泥窖储存的，虽然不受大自然的风吹日晒，有利于蕴藏，但容易受潮是个不争的事实。它靠海边，自然湿度大，又泥窖难以蕴藏干透的谷物，故谷物容易发芽、发霉，相当容易让淀粉变成糖，极易被自然界中的酵母发酵而成为酒。 第三，从极其多的不同陶釜上看，当时煮饭是相当的广泛，而这些陶釜容积有限，大约能煮成1-2公斤的大米，而这与同一文化层的陶罐、陶“鼎”容积相配套，约用2-3个釜烧的饭，可配一陶罐或陶“鼎”，（从出土的鼎看，笔者不以为是祭祀用品，也有可能是发酵容器。）这与宁波传统的喂饭酒黄酒生产不谋而合。即通过不同次的的添加饭量，到达酿出好酒的目标，这是宁波黄酒酿造工艺传承古法的一个例证。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宁波的喂饭法生产的黄酒是真正意义上的加饭酒，不得而知，中国的尤其是绍兴的所谓“加饭酒”，是否就是从这里来的。 第四，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小陶杯与小的木制红漆碗看，它不可能是用来饮水的，因为只能盛一二两的容积，如果是作它用，总让人感到不得要领，唯用来饮酒才是较为合理的。至于那些陶钵倒可以以为是用来盛其它食物或酒那倒是可以顺利成章的。河姆渡文化后期，有更为主要的遗存，那就是羼砂特细，制造颇精，专家一致公认的盛酒器——陶，根本认同的温酒器——陶。这与同一文化层中的陶杯，可以说是相映成趣，互为佐证。 以专家考古为根据，以上述阐说为佐证，宁波河姆渡是中国稻米酒的来源地。宁波酒是一个被人淡忘的优良酒种，她有无以伦比的悠长历史，她有让人着迷的文化积淀，研讨中国酒文化，也可以从宁波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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