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葡萄本属于异域他乡。《后汉书》记录：“栗弋国出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著名焉。”汉武帝时，张迁出使西域，把葡萄带入了大汉，在必定的规模内开端栽种。至于用葡萄酿酒，则更晚一些，大约在东汉或三国年间。魏文帝曹丕在给吴监的一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酿认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 我国白酒历史悠长，葡萄酒也不逊色。虽然葡萄酒来自于国外，但是在我国的发展也是非常快速的。古代就有君王十分爱好葡萄酒。盛唐时代，葡萄酒亦非常兴盛。王翰《凉州词》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为后人形象活泼地描写了边塞将士不惜醉卧沙场而策马疾奔葡萄美酒的迫切心境。李白“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发醅。”将黄鹤楼前的滔滔江水，比作新酿的葡萄酒，不仅是比方浪漫难得，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醅”字，表明他对葡萄酒酿造工艺的谙熟于胸。刘禹锡诗赞葡萄酒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还有王维、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葡萄和葡萄酒的吟咏佳句。民间则更为广泛，甚至在日常应用的铜镜上也刻有葡萄的图案。这解释葡萄的种植和酿酒技巧，在唐时己得到普遍的推广和应用。 唐朝以前，葡萄的种植和酿酒，在我国当属初级阶段，流传并不快，普及也不广。因此，葡萄和葡萄酒都被视为稀罕之物。南北朝时，有人向北齐皇帝贡献了一盘葡萄，居然得到了一百匹绢的重赏。东汉末年，有一个叫孟佗的钻营者，因为给张让送了一斛葡萄酒，便得了一个凉州刺史的官。当时的“一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升，也就是四十瓶葡萄酒吧，即“换”了一个刺史，足可解释葡萄酒在人们心目中是何等名贵。 唐太宗 唐朝时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之所以能普及风行，一方面是人们逐渐对葡萄有了更多的认识;另一方面，可能与统治者的倡导号令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录，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葡萄酒喜好者。他在征讨高昌(今吐鲁番)并获得成功后，尝到了一个新品种葡萄，即马奶子葡萄，也喝到了这种葡萄酿制的酒，感到风味不同一般，便下令索取新品种，以带回中原推广。他还亲主动手，试着用马奶子葡萄酿酒。《太平御览》称：唐太宗酿的酒“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盎”。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统治者的这种身材力行，简直就等于在为葡萄酒作广告，天下还能没有反响? 当然，盛唐时代的政治开明，社会稳固，食粮连年丰产，百姓安居乐业，应当是为葡萄酒酿造等手工业的发展，供给了优胜的政治环境和坚实的经济基本。这种历史的功劳，似乎也可以记载到一代英主李世民的名下。 康熙帝 此外，大清王朝的康熙帝也是一位热衷于饮用葡萄酒的皇帝。一次他得了重病疟疾，几位西洋传教士便向皇帝建议，为了恢复健康，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皇帝坚持这个喝红葡萄酒的习惯一直到逝世。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受骗朝时光较长的皇帝。康熙皇帝把“上品葡萄酒”比作“人乳”，因此他养成了经常饮用葡萄酒的习惯。 1714年，在产生有名的“礼仪之争”之后，除了耶稣会以外，其他的传教士都被赶出中国，造成葡萄酒缺乏，康熙特命人们在全国四处寻找葡萄酒。依据上海学者李天纲研讨考证，早向康熙敬献葡萄酒的是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其中LOUISLECOMTE(中文名字李明)就是来自有名的葡萄酒产地波尔多地域，因此可以推断向皇帝敬献的葡萄酒中有波尔多葡萄酒。（起源：酒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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