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分享，这种纹饰也对中国发生了影响，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唐代铜镜中的葡萄瑞兽纹饰，被称作瑞兽葡萄镜或海兽葡萄镜。这种铜镜涌现于唐高宗年间，在武则天时代颇为风行，至玄宗后期渐渐消逝。瑞兽葡萄镜以圆镜为多，也有少量方镜，镜面一般分为内外两区，内区装潢瑞兽和少量葡萄纹，瑞兽的造型与自然界中的野兽不大一样，但有着一些野兽的特色，例如体型较粗壮的似虎豹之列，体型较细长的似狼狐之属。早期镜子中的瑞兽较少，约有四、五个，晚期增至十余个，兽间有葡萄蔓枝和果实。外区在葡萄蔓枝和果实之间装潢飞禽和蜂蝶。 关于这种葡萄和瑞兽联合成的纹饰，曾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很大兴致，并作为专门的课题进行研讨。研讨的成果虽不能完整达成一致，但有了初步的共鸣，即以为葡萄纹样来自波斯与拜占庭，进入中国后与四神十二生肖、瑞兽等纹样联合起来，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装潢纹样。学者们的研讨结果是很威望的，揭示了此类纹饰的起源及变更。但他们并没有完整揭示纹饰的含义，即葡萄与兽联合这种奇异的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通过上文的举例和阐述，笔者以为把葡萄和兽类组合在一起，应当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崇敬。也就是说在早期的酒神崇敬中，葡萄纹作为随同纹饰涌现在艺术作品中，后来不断发展，葡萄纹逐渐形陈规则的图案，而且在葡萄间穿插禽鸟、动物和人类。这种组合仍然含有很大的表意功效，人们想表示的是大自然的协调幽美，同时也使画面显得活泼生动。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这一图案的装潢审美作用日益为人们所看重，于是渐渐脱离了酒神的领域，成为一种装潢图案，运用在金属、陶器工艺和建筑中。这种纹样传到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瑞兽纹相联合，被装潢于铜镜上，形成一种在众人看来非常奇异的组合。通过对这一纹饰寻根求源之后，我们就会发明其实它一点都不奇异，它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蕴含着丰硕的文化内涵。 我国栽种葡萄的历史非常久远，新疆地域早在新石器时期即已种植了葡萄，新疆出土葡萄纹陶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史书记录说葡萄是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国的，这实际上也并不抵触，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着名的丝绸之路，而葡萄就是在此之后传到了长安，据说长安的上林苑就栽种了葡萄。虽然内地在汉代就有了葡萄，但究竟非常稀疏，不可能成为人们创作的对象，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代内几乎看不到葡萄纹饰。那为什么唐代在铜镜上又突然兴起葡萄纹，而且成为一种风行的纹饰呢？这须要分两层来阐述。 首先在唐代涌现葡萄纹，我以为与唐代的开放精力有很大的关系。唐代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与外国的分享也更加频繁，人们在饮食起居、衣冠服饰等方面不免寻求“胡”风，而且这种以“洋”为时兴的思想应当较早风行在皇家贵族之中，逐渐影响到百姓。在这种大趋势下，风行于波斯和拜占庭地域的葡萄纹饰受到青睐，被移植过来，装潢在铜镜上。第二，为什么是铜镜，而不是什么别的器物呢？我以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铜镜的民众化，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会拥有铜镜，差别只在于工艺的高下。因此当一种新的纹饰涌现以后，人们就会竞相模拟，成为一时的风行风尚，随着风行的减退，这种纹饰也就逐渐消逝，这就是为什么在玄宗以后这类铜镜消逝的原因。另外铜镜的造型与装潢这种纹饰的外来艺术品可能非常类似，都是圆形，只要把原作上面的图案照搬下来再稍加修改就可以了，这件神像纹鎏金银盘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 如果将此银盘和唐代瑞兽葡萄镜作一个比拟，就会发明它们类似的处所很多，首先它们都有分区，铜镜一般分为两区，但是加上较外围的装潢花边，也形成三个区域。再看纹饰，都用葡萄纹衬底，其间装潢各类动物，所不同的是中国铜镜上在靠近圆心的区域仍装潢少量葡萄纹和怪兽，就像旺盛的葡萄蔓爬过了屋顶，把果实结在了别人的地盘上。如此来看，中国的葡萄镜与神像纹银盘如出一辙，这难道是一个偶合吗？答复应当是否认的，中国唐代的葡萄镜显著受到了来自西方的葡萄纹饰的影响，同时接收了中国传统的瑞兽纹饰，形成了既具有西方特点，又兼具中国作风的奇特纹样。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往来一直长盛不衰，即便是在战乱频仍的十六国时代也不曾间断。出土神像纹银盘的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位于从关中、陇东到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沿线上，在同一线上，据此不算太远的甘肃故原县还曾出土过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鎏金银壶等，这些都是当时贸易的见证。在贸易中，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品销往西方，而西方的一些物产和凝结着西方艺术的工艺品（就像这件银盘）也来到了中国，增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分享。我们信任，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发明更多的境外艺术品，对我们研讨中外文化和艺术的分享供给更为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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