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幸福指数较高的当数宋代人了。 宋代人的生涯情调体现在日常生涯中，譬如文人之间的行酒令。而后再由行酒令发展到“小词”、“散曲”等。这是一种文人来往、酬酢的小雅文化。从这些“小词”、“散曲”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的日常生涯。在这些文人的行酒令中，我们可以懂得这种文化的小雅之处，即由“斗酒”到“斗才”。斗来斗去，斗出的是生涯情调，是俗态中的风雅。 不过，行酒也是有规则的，不许任何人耍赖。耍赖了，必定受到处分。为了防止耍赖，行酒之前必先请一位才色双绝的艺妓担负“录事”，实为仲裁。行酒进程，负责监酒的艺妓还要进行必要的客串，相当于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先由酒客公推出一个起始执花者，唱一句词，传一次花。有的行酒者委托艺妓传花，有的行酒者委托艺妓唱词。艺妓无论受到何种委托，都要配以必要的夸大动作，现场演绎，以赢得文人雅士的好感，增加行酒的气氛。 大型场所，艺妓不止一人，各有分工，穿梭于酒席之间，有唱的，有说的，有动的。常见的唱词是这样的(每唱一句，艺妓们都要配以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进行附和):“我有一枝花，斟上些儿酒。唯有花心似我心，几岁长相守。满满泛金杯，重把花来嗅。不愿花枝在我旁，付予他人手。”动作慢者必定遭罚。受罚者羞恼之后，必有“报复”行动，这也往往是行酒的高潮。 行酒令非宋代独有，如唐诗“城头击鼓传花枝，席上抟拳握松子”，足以证明此种游戏由来已久。不过宋代的行酒游戏十分昌盛，上至君王，下到百姓，无人不会，无处没有。就连老夫子司马光也难免“轻辞丽句”:“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笼轻巧，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织，起座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就是行酒的盛况。据宋代邢居实《拊掌录》记录，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请求每人作的两句诗必需触犯刑律，而且罪在徒刑以上。其中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他慢条斯理地说:“酒黏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一听，大惑不解，问他为何诗中没有犯法内容，他说:“到了这种时候，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足以见得，欧阳修推重行酒游戏，却反对酗酒犯法。 宋代人行酒令，委实狂热，就连外国人也不放过。据明代潘埙《楮记室》记录:“宋神宗元丰年间，高丽国派一位僧人到宋朝来，其人很聪慧，能饮酒。朝廷派杨次公招待他。一天，两人行酒令，约好要用两个古人姓名，争一件东西。僧人说:‘古人有张良，有邓禹，二人争一伞，张良说是良(凉)伞，邓禹说是禹(雨)伞’。杨次公说:‘古人有许由，有晁错，二人争一葫芦，许由说是由(油)葫芦，晁错说是错(醋)葫芦。’” 宋代文人饮酒行乐所取得的较大造诣，就是形成了许多慢词、小曲等，许多词牌名在长期的行酒游戏中固定下来，诸如“调笑令、天仙子、水调歌、荷叶杯、醉公子、南乡子……”仅从这些词牌名中，即可窥见宋代人的小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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