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器可分为制酒器、储酒器、温酒器、饮酒器。从酒文化的角度来讲，重点当为饮酒之器。饮酒之器中又有礼器、饮器之分。金属酒器、玉制酒器价昂而体重应用不便，其功用多为礼器，执而用之是为了显示身份。竹、木、角、陶、漆、瓷之器，用之便，其文化内涵亦丰硕多彩。苏东坡月夜游于赤壁之下，“举瓢樽以相属”，其境幽、其人雅、其器朴，“瓢樽”远胜于“金爵”。故论酒器商贾（gu）之价、文化以道，殊途可以同归，亦不可同归，取舍犹人。 竹、贝、木、角、壳所制成的酒器较为原始，在石器时期已有之。上述酒器皆取于自然状况之下，略经加工即具有适用价值。从文字学角度切入，觚（gu）、觥（gong）、觯（zhi）、觞（shang）等酒器均有个“角”字，瓠（hu）、瓢、觚等酒器均有个“瓜”字，瓜也就是植物的硬壳，葫芦可为其属的代表。角杯作为酒器不但历史悠长，而且至今不衰。以葫芦为酒壶，破葫芦为瓢，以瓢为酒樽，一直是民间常见的酒器。其朴拙的造型、自然的神韵，时至今日仍为世人所钟爱，既可适用又可供鉴赏、珍藏。 仰韶文化称之为彩陶文化，龙山文化称之为黑陶文化。陶器中有不少酒器，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期遗址中，陶制酒器有268件之多，占出土器物的26.4%，由此可见，酒在当时已占领主要的地位。陶制酒器的造型，为青铜酒器奠定了基本。 我国青铜器有悠长的历史，商代的青铜器已十分成熟、十分精巧。陶器时期的酒器还不是专用品，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则大多是专用品了。在等级社会里，不同身份的人应用不同的酒器。觯是饮酒器，角是温酒之器，圆腹有三足，便于就火温酒。在家庙之祭上尊者举起觯，卑者举起角，只是对祖先表现敬意，顶礼膜拜后，觯、角之属皆置之供案，由受祭的先人享用。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殷周时代的青铜酒器重要功用系礼器。春秋，青铜之为用更为普及，但漆器、瓷器多为轻便实用的漆、瓷之属，青铜酒器可以说是失去了应用之功用，成为了专用礼器。 战国时代的漆制酒器已有了相当高的程度，西汉是漆器的盛世，从考古结果来看，漆器的出土规模笼罩了全国。汉代漆制酒器的种类不似殷周青铜酒器那么繁多，造型日趋简约，适用性大大增强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90件漆耳杯，其中40件底部有“君兴酒”的铭文。“君兴酒”者，“劝君更饮一杯酒”。这些酒器绝不是宗庙之上的礼器，二是供世人应用的饮器。 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但陶器、瓷器各成系统。瓷器何时问世，学术界未能统一，概而言之，商代之瓷只能称之为原始瓷，春秋战国时代之瓷系“青瓷”，魏晋时代之瓷系白瓷、彩瓷，唐代的瓷器已是非常精巧，宋代是瓷器的鼎盛时代，亦是定型时代。宋以后，瓷是在稳固的发展之中更加丰硕多彩。 商代的“原始瓷”又名为“青釉器”，郑州二里岗、安阳小屯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器中有不少是酒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瓷”比商的“原始瓷”前进了一步。先秦的瓷制酒器在造型上虽然和青铜酒器多有类似，但瓷制酒器大多不是宗庙之上的礼制，而是世人的饮器。这就决议了瓷制酒器的发展趋势——自然实用。汉晋是“彩瓷”“白瓷”的时期，瓷完整脱离了原始状况，瓷制酒器制造得更加精致。唐代的瓷制酒器体形精小，战国、汉晋时代传统的壶、钫等被杯子所代替。瓷制酒器变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唐代开端应用桌子，饮酒不再“坐床”而是“就桌”，许多传统的酒器不实用了。二是唐代烧酒已为世人所钟，烧酒含酒精的度数很高，性烈，不可多饮，小杯即可满足须要。唐长安市场之中多胡商开设的酒肆， 5胡姬当炉卖酒。故酒器之中已融入了西域的颜色，带有波斯金银器的一些特色。宋代是瓷的盛世，瓷制酒器的种类，格式身多，与唐相较就是诸器均变得更加小巧。小盅、小盏雅致玲珑，这种变更的原因首先是唐人狂狷喜豪饮，宋人内敛爱小啜，其次是宋代烧酒含酒精度更高了，小酌、小啜即可入酩酊之乡。宋以后不但瓷的发展业已定型，酒亦发展成烧酒独尊，故酒器的型制成稳固之势。明清时代我国制瓷业蓬勃发展，景德镇、醴陵、唐山、淄博等地均以瓷都、瓷城显名全球。 金、银、锡所制成的酒器古已有之，明代又涌现了景泰蓝酒器。玉制酒器的历史更为悠长，可上溯到汉代甚至石器时期。但这些酒器在酒文化中影响不大，只可显示身份位置，富有水平，应用价值不高，甚至也可以说并不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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