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之久,但直到秦汉之交,中国进入大一统时期,曾作为庙堂祭礼的酒,才逐渐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俗世享乐生涯的组成部分。 汉代中期以降,随着制曲技巧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的提高,市井酒肆数目急剧增多,亦为“文君当垆”的传奇故事供给了可靠的背景。在酒量供给充分的情形下,汉代酒风以一饮而尽为荣,称为“饮满举白”,主人好客待酒的风气发展很好,曾任河南郡太守的陈遵,为了让满堂宾客不醉无归,甚至命家丁将大门关上,并把来宾车轴上固定车轮的销钉(车辖)通通投入井中。 西汉时期儒学初兴,男女之间尚未有躲避制度,因而即便男客来访,女主人也可以亲自出面备酒陪饮,汉诗《陇西行》中就有“好妇出迎客,色彩正敷愉。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的诗句。武帝开通西域后,长安逐渐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分享骤然升温,西域商人使节往来络绎不绝,许多人选择在长安宁居,创办具有异国情调的酒肆,时称“酒家胡”。辛延年《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的诗句,就是描述有异域妙龄女子当垆售酒,宾客盈门,引发京中纨绔浪荡子关注的情景。 唐代树立之后,随着城市功效性分区的出生,都城长安涌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式。长安之“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分享运动的主要场合。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依据近代西安考古挖掘成果显示,东市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有八门,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与之相对的西市,由于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 西市中引人入胜的一道景观,就是胡姬酒肆,从西市一直延长到城东春明门以及曲江池一带,由于肆内多有能歌善舞、异域风情的胡姬揽客,故此生意兴隆,也是文人骚客聚饮赋诗的重要选择地。“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诗仙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用肆意的笔触描写了唐代胡姬酒肆中的欢快气象。与异域风情的舞姬和装潢相配的,是原料、口感迥异于中国传统食粮酒的葡萄酒;唐太宗在位时代,侯君集破高昌得到马乳葡萄及其酿酒办法之后,唐代葡萄酒的酿造逐渐发展,《南部新书》曰:“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桃种于苑,并得其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绿色,芬芳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可见当时直接接收了西域葡萄酒的酿制技巧,在中原、内地控制此技巧之后,葡萄酒的酿制进入改进时代,加之推广力度大,其花费不断上涨,种类也愈发繁多,包含波斯三勒浆、龙膏酒、诃梨勒等。同样,本土酒肆在摆设馔食酒品上,也不遑多让。 宋代的城市繁华,使得酒肆与其他娱乐设施成为居民流连忘返的消遣之处,从官署获取经销权的酒肆称为“正店”,分销者称为“脚店”。由官府创办的酒肆称为“官库”,《东京梦华录》记录汴梁酒肆之多,为“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中位于东华门外景明坊,又名“樊楼”的丰乐楼声显著赫,号称“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每年仅仅购置的官制酒曲就到达5万斤之多。《东京梦华录》记录其雄伟华丽时,形容其“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雷同,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在这种大范围酒肆之下,宋代城市中还有形制范围多样的各种饮酒场合,分离以饮食,装潢,价钱甚至倡优脂粉为卖点。《都城纪胜·酒肆》中描写说:“有茶饭店,谓兼卖食次下酒是也。有包子酒店,谓买鹅鸭包子,四色兜子,肠血粉羹,鱼子,鱼白之类。宅子酒店,谓外门面装入如同仕宦宅舍……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隐藏卧床也。”(起源:中国酒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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