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聂鲁达信任，杯子的色彩会对盛在里面的水有影响，比如盛在红色玻璃杯里的水喝起来就会和无色玻璃杯里的水不一样。没人能轻易疑惑聂鲁达的灵敏口感。这位诗人对于所有触手可及的可食用物都具有澎湃的柏拉图式豪情，留下的难以计数的关于土豆、西红柿、牛奶、面包、红酒的颂歌就是例证。 这些颂歌中自然也有献给葡萄酒的。参观过聂鲁达的“黑岛”旧居就会有印象：在这座光怪陆离的船形大万花筒中，想找到几个无色透明的杯子还真不容易。再听到这位诗人动辄高呼要去喝那“较红较红的葡萄酒”，不难想象他心目中的完善葡萄酒杯也是要带色彩的。 他老人家的这点嗜好也算有些“古趣”。尽管玻璃制品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涌现，但工业化批量生产玻璃葡萄酒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事，在那之前，尤其是古罗马时代，因为手工加工不易，玻璃酒杯还算是奢靡玩意儿，与金银器平起平坐。早期的玻璃酒杯在外饰上效仿金银器，雕花、贴金、上色无所不尽极致，杯中的葡萄酒即便不是“较红较红”的，一眼望去也赏心悦目。究竟，那是个尊贵如查理曼大帝这般都会亲自巡查葡萄园的年代，上等红酒是贵族的专属。虽说以现在的技巧指标来推测，那些葡萄酒的口感也许并不像盛放它们的酒杯外观一般残暴光辉。 早年间的所谓“品酒”，理应是件比当今更须要唇舌间感受才能乃至想象力的事。贵族们透过雕花玻璃的折射畅想杯中自己国土的尊荣，底层大众则只能捧着不透明的陶土酒杯试图从土腥味中咂出更多葡萄的阳光。在那种条件下，在水中品出酒味儿倒真不是件完整不可能的事。公元初年，兽角是较广泛应用的酒具之一。现代人很难想象，早期教堂圣餐典礼上盛放葡萄酒的容器正是兽角。兽角作为“圣杯”在圣餐上的应用直到公元785年才被明令制止，随即代替它的是木制圣杯；又过了近400年，圣杯的材料改为金银。木制的酒杯并非教会的专利，一种酷似现代扎啤杯的木制大酒杯曾在公元900年前后颇为风行，而公元15世纪前后格外风行的则是一种皮革制成、形状宛若带把手的笔筒一样的酒杯。这种堪称空前绝后的酒杯被称做“Black Jack”，“Black”意指其黑色皮革衬里，“Jack”则暗示杯子的材料仿佛当时弓箭手的皮质轻护甲。16世纪则是葡萄酒杯形制与名称大发展的恢宏时期，当时欧洲风雅众生们在这些琐碎名词上的发明力不亚于中国当年的樽、觞、盅、斗、酌、觯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