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葡萄酒是外来文化，因而它长期被列入“洋酒”之列。但实际上，较原始的“酒”是野生浆果经过附在其表皮上的野生酵母自然发酵而成的果酒，称为“猿酒”，意思是这样的酒是由我们的祖先发明并“造”出来的。而我国事世界人类和葡萄的来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应是“古而有之”了。 葡萄，我国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姚”，“葡桃”等，葡萄酒则相应地叫做“蒲萄酒”等。此外，在古汉语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关于葡萄两个字的来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饮之，则然而醉，故有是名。”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醉，故借“蒲桃”两字，叫做葡萄。 我国事葡萄属植物的来源中心之一。原产于我国的葡萄属植物约有30多种(包含变种)。例如散布在我国东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产于中部和南部的葛，产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和散布普遍的等等。都是野葡萄。 我国较早的葡萄的文字记录见于《诗经》。 《诗?周南?蓼木》：“南有蓼木，葛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诗?王风?葛》：“绵绵葛，在河之。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诗?风?七月》：“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从以上三首诗，可以懂得到在《诗经》所反应的殷商时期（公元前17世纪初——约前ll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 《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搜集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并添附了儒家政治幻想。文繁事富，体大思精，学术治术无所不包，历来为学者所重。古文经学家以为《周礼》为周公所作，近人则将其认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东汉末，经学巨匠郑玄汇通今古文之说作《周礼注》，精当博洽：学者靡然从之。 《周礼?地官司徒》记录：“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郑玄注：“果，枣李之属，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批把之属。”这句话译成今文就是：“场人，掌管廓门内的场圃，种植瓜果、葡萄、批把等物，按时收敛贮藏。”这样，在约300O年前的周朝，我国已有了家葡萄和萄萄园，并且已知道怎样贮藏葡萄，在当时：葡萄是作为皇室果园的珍异果品的。 不过，中国葡萄和葡萄酒业开端，还是在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8)。从汉武帝建元年间张赛从西域引进欧亚种葡萄，到清末民国初的二千年间，我国的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大致上阅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汉武帝时代：葡萄酒业的开端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代：葡萄酒业的恢复、发展与葡萄酒文化的兴起；唐太宗和盛唐时代：残暴的葡萄酒文化；元世祖时代至元朝末期：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繁华；清末民国初期：萄萄酒业的转折期。 因此，葡萄酒在中国阅历了一个漫长而迟缓的发展进程，葡萄酒应是中国“土酒”，而不是“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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