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古代便已经是寻常，古代很多诗人都有饮酒作诗的习惯，而文人的饮酒之风，还是风行于魏晋以后。今天好酒招商网酒文化网与您一起走进历史，探究中国古代的饮酒习惯。 虽然西汉也有嗜酒的文人，但扬雄、孔融等还没像“竹林七贤”那样沉沦于酒。《世说新语*任诞》载：“陈留阮籍、僬（9丨60)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瑯琊（琅砑）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些人不仅嗜酒如命，而且纵饮无度；流风所被，竞相效仿，“于时风誉扇于海内”。对其沉沦于酒的原因，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陶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苦，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圆滑。”鉴于这种缘故，酒在这些人眼中，只是韬晦远祸的工具，回避现实的渊薮，仅仅跟其生涯接洽，在其诗作中，并没有对酒中情趣的真正体味。 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姿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王瑶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涯》中，都论及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王瑶以为，当时文人沉沦于酒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性命的强烈的迷恋和对于逝世亡会突然来临而形神倶灭的恐怖”。如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铲随之，云：‘逝世便掘地以埋’”。对逝世的达观正基于对逝世的无可奈何的恐怖。 原因之二是寻求一种“形神相亲而接近自然”的境界。他们想要到达像阮籍《大人先生传》和刘伶《酒德颂》中描写的与造化同体的近乎游仙的境界，即所谓“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所以当时的“名士不必需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语） 原因之三，也是较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形式逼得他们不得不饮酒。为了回避现实，保全性命，而不得不韬晦，不得不沉沦。这既是一种韬光养晦、避祸全身的手腕，又是一剂自我麻醉、忘记忧患的良药。 阮籍对酒的态度，正是这一时代文人与酒的关系的一个缩影。《晋书*阮籍传》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魏志*李通传》注引李秉家诫述司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阮的韬晦竟赢得了司马氏的夸奖，这也真够“至慎”了。迫于压力阮籍40岁以后也做过一些散官，但都不久长。如在从事郎中任上，适值步兵校尉一职空缺，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欣然求为校尉”。世传“籍与伶共饮步兵厨中，并醉而逝世”。 阮籍不仅言行谨严，更是把酒作为慢形之具，作为消灾避难的一种手腕。《晋书*阮籍传》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①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阮籍还能乘着酒兴，做出很多鄙弃名教、不拘礼法的事情。司马氏主意以孝治天下，阮籍却在有司向司马昭报告“有子杀母者”时，大发一通惊人之论：“噫！杀父乃可，至杀母乎！”此论一出，举座瞠目，司马昭也以 ①钟会：钟繇幼子，为司马昭主要谋士，其父魏之谋士。钟会是司马氏屠杀曹魏人士的爪牙。箱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深得曹操重视.曹丕赏识，《典论‘论文》中赞其才，瑀逝世后，又特作<寡妇賦》，闵其妻子孤弱。“杀父天下之极恶，而认为可乎”相逼问，岂料阮籍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 阮籍对封建礼教也敢勇敢触犯。嫂子回娘家，他要跑去“相见与别”，旁人机讽他，他则说：“礼岂为我设也！”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他常醉卧其侧，毫不避瓜李之嫌。史书又载：“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逝世，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他的这些举措似乎荒谬怪诞至极，却能贏得人们的奖誉，以为他“外坦荡而内淳至”，攻击的目的是名教、礼法，心中不怀任何杂念。当然，对时事，他偶尔也发出一些感叹。史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豪杰，使竖子成名。’” 阮籍虽然表面上疏狂放纵，言语离奇，看似嬉戏放达，心坎却极为苦楚。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把其狂饮烂醉的帷幕拉开，演出的正是一场悲剧，酒从生理上摧残了阮籍，却在政治上延伸其性命。 “竹林七贤”中其他名士的行动，表面上虽都很任达放纵，实则也都有各种忧患的心情。如山涛“介然不群”，嵇康“髙亮任性”，刘伶“放情肆志”，向秀“淸悟有远识”，阮咸“任达不拘”，王戎“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并见各传）“任达”是其共同特色。“七贤”中，人们对王戎有所訾议。惠帝时，王戎累官尚书令、司徒。但他贪吝好货，广收八方园田，积钱无数，每自执牙筹，昼夜盘算。他家所产的李子品种较好，怕别人得其良种，他便“钻其核”后再卖。“以此获讥于世。” 阮籍的诗歌《咏怀诗》八十二首，是对建安文学传统的继承。作者擅长应用隐晦弯曲的手段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所表示的主题重要是嗟生忧时、愤世嫉俗。 阮籍虽以豪饮著称，但八十二首咏怀诗中，“酒”宇只涌现过两次:“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其三十四）“堂上置玄酒（实际是祭祀时用的水），室中盛稻粱。”（其六十七） 嵇康是“七贤”中又一敢于轻时傲世、鄙弃儒家礼法的代表人物，但传播下来的50多首诗中，“酒”字涌现得不多；刘伶除写过有名的《酒德颂》外，只留下一首五言诗《北芒客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均无诗作传播于世。 《诗经》、古诗十九首、阮籍的《咏怀诗》虽然都提到过饮酒，但这只是诗中涉及的一种生涯现象，或者说酒只和诗人的生涯产生关系，诗和酒各不相关，并没有对饮酒本身的歌咏，并不是关于饮酒的心情的描述。 真正开咏酒诗先河的还是晋宋之交的陶渊明。所谓觞咏，就是饮酒作诗。陶渊明把诗与酒紧密接洽起来，诗中有酒的境界，醉中见诗的情趣。他髙声吟唱：&在世无所需，唯酒与终年。”（《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五）“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三首》之一）梁昭明太子（南朝梁文学家萧统，武帝萧衍立其为太子，曾招集文学之士，编集《文选》三十卷）在《陶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实际上，《陶集》现存120多首诗中，涉及酒的约半数。只是到晚年，几乎篇篇有酒。 陶在《饮酒诗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著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认为欢笑尔。”他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衔觞赋诗，以乐其志。”诗和酒在陶渊明的身上真正融为一体了。他对饮酒的回味与歌咏，已成为其精力生涯不可或缺的一项主要内容。诗酒联合,宽心遣兴，其本质就是赋予饮酒以文化和审美的意义，这就意味着陶渊明已经超出了饮酒本身，进而把饮酒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举措，真正的意义在于寻求那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所在，即作为有限性命展现其光辉的充斥着审美意味的生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心灵将会得到极大的抚慰。对此，杜甫是深得其中三昧，他在《惋惜》这首诗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综观陶渊明的咏酒诗可以看出，陶之饮酒重要不是为了全身远祸。从其仕宦生活来看，做彭泽令不过80余天，归隐前十余年间只时断时续做过几任从军之类的小官，也未参与什么政治团体，而且又都是自动辞官。可以说，他没有什么来自仕途的仇祸。因此，说他归隐后整日醉在酒里是为了像阮籍一样借酒避祸是说不通的。陶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重要原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懂得： 一是饮酒可以适性。梁朝萧统在《陶渊明传》里云：“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听任自然意）自得。”萧统可谓陶渊明千古前列知己。“任真自得”既是陶的自然本性，也是他一生性情的主导方面。这一点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屡屡提及：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夜饮》） 纵浪大化①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 如果说归隐可以求得形体上的“任真”，那么饮酒可以求得肉体与心灵完善统一的“任真”。饮酒已使诗人忘掉荣华富贵、生老病逝世等世间一切苦楚，到达出神人化、任真自然的精力境界。可见，诗人执意寻求和神往的是一种酒后所得的“意境”，一种超脱现实世界的冥寧或幻觉，一种借助酒而进人的物我两忘、形神相亲的心灵圣地。所以他深有感叹地咏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诗第十四首） 因为陶渊明把饮酒当做完美人格寻求的较幻想的手腕（而不是单纯地为了享乐），也是为了到达人生寻求的较髙境界，所以陶渊明饮酒是有抑制的。在理智的驱使下，他只求“神醉”而已，绝不像“竹林”名士那样“肆意酣饮”,烂醉如泥，放浪形骸。 二是饮酒可以得灵。灵，除了指自然的灵性外，重要还指作诗的灵感。他的很多诗篇都是酒后发明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诗集中很多佳作或写与朋友、乡邻饮酒的欢快，或写酒后对历史、自然的感受，或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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