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我国源远流长，饮酒在国人的生涯中早就演化成一种文化现象。俗话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人们乐时饮酒意在欢庆，愁时饮酒旨在除忧。酒可品可饮，可歌可颂，亦可入画图中。纵观历代中国画出色作品，就有不少关于酒的题材。可以说，绘画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接洽。 不只是绘画，书法更是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法家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格，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往往就在醉时吐出胸中墨，酒酣后“解衣盘薄须肩掀”，一任天机，淋漓挥洒，神行纸上，从而作出一幅幅精品，这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浪漫颜色的佳话和艺术珍品。在这里，酒已成了他们创作时必不可少的主要条件。 纵观历史上的文人，大都与酒形影不离。文人饮酒已是传统上的潇洒。魏朝末年，被誉为文坛“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等人，个个堪称酒中英雄，常在竹林中饮酒长啸。阮籍一醉就是一个多月;嵇康醉酒有风度，不时醉出美感来;刘伶更是对酒一往情深，可谓古今一流的“醉仙”。 陶潜醉酒，悠悠见南山。东晋陶渊明也是出了名的爱酒文人。他在《饮酒》诗前的小序中写道：“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著名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认为欢笑尔。”酒和他的生涯紧密地接洽在一起。因为酒，他心底吐露出无比崇高的人格魅力;也正因为酒，他才会在骈体文玄言诗盛极的魏晋时代独辟一代文风，为中国文学增加了一种新的题材。同时，酒对文人雅集也起到了主要的衬托作用，据《与吴质书》记录，曹丕与“建安七子”徐干、陈琳、刘祯等“每至筋酌风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面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自乐也”。 当历史车轮转至唐代，这时代的文人纵酒风气更是异常兴盛。在繁荣的盛唐时期，酒气熏天的长安城中有着一支宏大的饮酒队伍。唐初诗人王绩，因好酒获“斗酒学士”的雅号。他曾撰《酒经》：“追述(焦)革酒法为经，又采杜康、仪狄以来善酒者为谱。”还有杜甫，史载他“于成都洗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竣(音)野老相押荡，无拘检”。大诗人李白更是感慨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诗化的酒中不畏人生的挫折，对未来的生涯充斥了愿望。 在古代，但凡大型饮宴，没有酒相伴是极为少见的。饮酒唱歌，言志抒情，是人们较惬意的事情之一。唐代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对酒表达了别离的情感：“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诗一出便广为传唱。后来人们又在其基本上加以弥补，形成《阳关三叠》曲，成为七弦琴“琴歌”之代表作。可见酒对于那时文人的作用之大，实在是难以尽述。 此外，黄庭坚跟酒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著作保存了宋代戎州(今宜宾)酿酒史的资料。黄庭坚不仅一般性地描写了宋时戎州名酒飘香的气氛，而且确实地反应了当时酿酒业的一些情形。戎州美酒刺激着他，激发了个人创作灵感，使其在创作高峰的体验下，创作出堪称传世之作的诗词。读黄的作品使我们知道戎州有酒坊兼酒店，还有士大夫也在家酿酒。名酒不但有“荔枝绿”，而且有“安乐泉”等不同品种。 然而在元代，不仅是酒，就连酒旗在元人眼中也是很有魅力的，尤其在文人骚客那里。正所谓“淡抹浓妆山如画，酒旗儿三两人家。”必定水平上反应出酒文化的兴盛。诗人谢宗可有首《酒旗》诗写得妙：“水村山郭酒初香，纻影青青字一行。垆畔低悬花雾湿，檐阴斜揭柳风凉。指挥意马冲愁阵，摇曳心旌入醉乡。惆怅步兵招不起，半竿空自舞斜阳。”酒旗通常用青布制成，元曲中又称之为“青旗”。 现代人呼朋唤友地聚餐喝酒时，虽仍会有吟诗作画，但那也只是个别现象了。没了古人那种雅致文化的酒桌气氛，现代人剩下的只是热烈，着实令人为酒文化的失落觉得些许遗憾。 酒与绘画创作的激发 历来酒与诗画是不分家的。大多画家都会借助酒来激发灵感。有了酒，绘画才会显得大气洒脱。饮酒与书画创作的亲密关系不言而喻。画家和许多文人诗人一样，酒同样给了他们许多突发的灵感和豪情，饮酒挥毫，落笔生辉。 酒跟绘画创作之间的缘分十分悠长。早在汉代时，汉画中就有许多有关酒文化方面的图像。到了唐朝时代，有着“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常常“嗜酒且利赏，欣然而许”，乘酒后昂奋之际，始振其灵笔，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此种情形下完成的。《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每欲挥毫，必需酣饮”。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唐明皇命吴道子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景致，能一日而就。只因酒兴大发，落笔恰到利益。这表明酒与吴道子的画之间，必定有些关联。 酒与绘画的关系，书画家与酒的出色故事在明清时代仍是层出不穷。至明代，浙派画家吴伟可谓酒中英雄，尤其爱好饮起酒来，再作纵恣粗犷的山水。而水墨大家徐渭亦喜酒，同样愿意在痛饮后挥笔，晚年他在所作《又图卉应史甥之索》一诗中说：“史生亲携八升来，如椽大卷令我画。小白连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春雷。”他把草书的宕荡奇肆线条和淋漓酣畅的水墨融合为一体，画面富于音乐美感的视觉形象。如《墨葡萄图》的笔斜风雨，藤蔓飞扬，浓淡相间的叶片，珠圆玉润的果实，无不统一于如痴如醉的情绪旋律中。这除了得力于艺术功力之外，当然还仰仗于酒效，酒起到了催化和升华至较高境界的奇效。 陈洪绶也特以好酒，尤好为女子作画。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指出其在中年以后纵酒狎妓自放，有钱人拿了大把的银子恭顺地来求画，他都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自己都会找来笔墨作画，即使贩夫走狗乃至垂髫小儿，他也都有求必应，并自称“半生懒癖惟好酒”。这正如毛奇龄所说：“莲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因而其诗文书画与酒很有缘分，以致“有酒如强风饮不辞”，这也是他追慕古人而心有灵犀的原因。 酒不仅能赞助和激发画家的创作，而且还是画家们创作的主要题材，诸如文会、雅集、夜宴、月下把杯、蕉林独酌、醉眠、醉写……无一不与酒有关，无一不在历代的绘画中重复涌现。他们酒后高兴地引发绝妙的柔毫，于不经意处倾注胸中真臆，令后学击节赞叹，甚至顶礼膜拜。 中国古代绘画中，以酒入画的内容很多，如以酒喻寿。醇酒之嗜，激活了二千余年不少书画家的灵感，为后人留下数以千万的艺术精品。这样的名画比比皆是：东汉壁画《夫妇宴饮图》;晚唐孙位的《高逸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南宋刘松年的《醉僧图》;元代钱选的《扶醉图轴》;明代仇英的《春夜宴桃李图》;明代陈洪绶的《饮酒祝寿图》等等。 我国古代借酒作画者远非上述。可以说大部分画家许多艺术精品的发生，都与酒亲密相干。当然，他们之所以能发明出精深的艺术品，较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的勤学苦练。但是，也绝不能疏忽酒对书画作品的出生所起的伟大推助作用。 酒与书法的关系 书法与绘画一样，要到达得心应手的水平，须有娴熟而深厚的技能和功底，并心有所感而寄于笔墨。要做到这些，许多书法家常借助于酒力。翻开我国书法史，可看到历代草书家大抵嗜酒。如书圣王羲之，其有名代表作《兰亭集序》便是他于绍兴兰亭喝酒时写就。在东晋永和元年，王羲之与好友孙统、孙绰、王蕴等四十一人聚于绍兴兰亭。流觞曲水，吟诗作赋，提笔草《兰亭集序》。笔兴随酒意而生，笔力随酒韵而成。顿然涌现了一幅“遒媚劲健，绝代所无”的作品。全文三百余字中，即有“之”字十九个，但笔式各异笔韵不同，“千古极品”就在酒中问世了。就连王羲之在酒醒之后也大吃一惊，以致“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再也没有到达醉酒时那种向往的艺术境界了。酒作用于王羲之，使他成为千古书圣可见一斑。 唐朝以后，书法艺术得以继承发展，和酒也是一直相随相伴。唐代较今人叹为观止的书家要数张旭和怀素了。他们两人都是其时的草书大家，均喜醉后大呼作书，其书气概豪放，盘曲放纵，有如电激星流，又若骤雨旋风，观之令人惊心动魄，不可思议。据史书记录，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唤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时人称他的狂草为“醉墨”。而怀素则是“每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有人问怀素写字秘诀，他竟以“醉”字作答，正所谓“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唐代除这两位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贺知章。据韦续《续书品》记录，他官至秘书监，性旷达好饮酒，是当时“饮中八仙”之一，自号“四明狂客”，能诗善书，其作草“纵笔如飞，酌而不竭”。 书法的发展到了宋代后崇尚意态，重视情绪的抒发，书法与酒的关系也就更亲近了。宋代书法家苏舜钦，官运不佳被谪放到苏州时，常练草书，有时酒酣落笔，较之平时更洋洋洒洒，别具一格，人争传之。据《清朝艺苑》记录：明朝遗臣朱耷，往往于醉后挥毫。人们知其嗜酒，闻字画“皆得其醉后”，所认为了得到他的作品，便“置酒招之”，将纸墨置于席边，待酒兴大发，他便开端泼墨，或“攘笔搦管，狂叫大呼”，成果是“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而“醒时，欲觅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万镒于前夕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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