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博大精湛，酒较能抒发自己的情绪。历史传说中，中国酒较早的酿酒巨匠或称开创人有两位，仪狄与杜康。 有论者以为，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在时光上并没有先后之分。醪，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而成的醪糟儿，性温软，味甘甜，多产于江浙一带。醪糟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秫，是高梁的别称，杜康造酒所应用的原料是高梁，多产于华北、中原一带。 相传仪狄酿酒在夏禹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史书《吕氏春秋》云：仪狄作酒。汉代刘向在《战国策》中讲道：“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在这段较久远的有关酿酒的文字记录中，中国酒文化中就有了鲜明的控制饮酒的传统。 大禹本是贤君，他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广为传播。看待酒，他的意见也格外理性——“饮而甘之”，以为酒是美酒，却说“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一下子就接洽到贪杯误事，甚至想到会有饮酒无度而亡国的糟糕局势，这不能不说很有先见之明。 因此，仪狄虽然造出了美酒，反而被大禹疏远，甚至由此发生了较早的禁酒令，“绝旨酒”，不让大家酿酒了！ 居安思危，处治世而忧乱局，对于美的诱惑坚持小心而不至沉溺，这是中国文化中辩证思维的体现，也是悠长的中国酒文化从一开端就带有的奇特基因。 殷商之民信鬼神、好宴饮。周人贬损商纣王是昏君，“酗于酒，淫于妇”，“酒池肉林”，以至于朝纲凌乱，诸侯举义，所以颠覆他是上天的支配。武王派康叔驻守殷商旧地，特发《酒诰》以示人，规定饮酒只能用于祭祀，如果没来头地聚众喝酒，就抓起来杀掉。孔子大约是殷商后裔，继承了这个传统，虽然也爱喝酒，“唯酒无量”，但必需是“不及乱”的。 古希腊神话中，酒神叫狄奥尼索斯，据说也是狂欢之神。他们喝酒就是为了愉快，无酒不成欢是通例，喝多了也误事，但并不归咎于酒。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其中谈到罗马人饮酒宴乐，奢侈无度，大概是亡国的原因之一。这种对酒的反思并不古老，都已是文艺复兴之后事了。 大概在古罗马帝国瓦解的雷同年代，中国也进入了大乱世。酒风骤变，出了不少狂饮奇士。东晋阮籍一喝就三个月，他的朋友嵇康一边饮酒一边作诗抚琴，其醉态被后来的文人雅士喻为“玉山倾倒”，俊美堪比神仙，甚至比他留下的《广陵散》还让人沉醉。 同为“竹林七贤”的刘伶，喝酒更是恐怖：“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今人喝多了酒可到医院输液，而这位大仙却用喝更多的酒的方法来解酒，足见其猖狂。有一次他喝醉了见客，没穿衣服，有人责问他，刘伶答复说：“天地是我的家，屋子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 士族文人豪饮之荒谬，有消极避世之嫌，赋诗作文反而是附带品。那么，在乱世中，征战杀伐的政治家曹操，是如何看待这杯中之物的呢？ 曹操与酒，有诸多佳话传播。曹操献酒，九酝春酒留香千载，为古井贡酒前身，这自不必说。他的一生，爱酒、懂酒、惜酒，曾经煮酒论豪杰，也曾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留下许多绚丽的诗篇。 但曹操还曾禁酒。古井人研讨发明，东汉建安十二年，由于连年饥荒，农民起义不断，“饥兵兴，曹操表制酒禁”。他这是从国度民生大局着眼，一要省食粮，二要改风尚，所以在国难当头之际，才下诏禁酒。 这些禁酒举动为士族官僚所抵制。孔融就反对曹操禁酒，因而被革职，回家了依旧“宾客日满其门”，并常常自叹：“坐上宾客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位躲在家里饮酒做乐的先生，常针砭时弊，尤其对曹操极尽奚落讥讽。 成果，公布了禁酒令的曹操找了个借口，把贪酒的孔融杀掉了。有论者说，这是政治家的谋略，与酒无关，曹操此举打击了士族权势，因此巩固了曹魏政权，也推进了各项改造举动的落实。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姿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动会和议论抵触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 做大事者，不能为酒所困。进而，魏初时代，在曹操父子的影响下，建安文学以其“清峻、通脱、华美、强大”的作风，首创了一代新风。这种文风，当然与有所控制的酒风是相呼应的。 只需读一读曹操的《短歌行》就有领会。“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起始的一句，气概雄壮又大方悲壮，因酒的激发，其情其感得以升华，较终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收笔，寄托了政治家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歌以言志，酒以抒情。酒与诗，是体验人生、寄托情思的载体与媒介。这才是从远古走来的中国酒文化所推重的饮酒境界，更是古井贡酒寻求的文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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