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酷爱葡萄酒的人们会在家里的女孩出身时买一箱当年的好酒，之后每年都买上一箱，多数是期酒——在上市前，提前去酒庄预订，藏在自家酒窖里。二十多年后女儿出嫁，父母送出的礼物不是一栋房子，几十万的存款，而是价值同样不菲的二十多箱葡萄酒。和那些不动产相比，这些酒记载了婴儿出身时的气象与年景，矫情一点地说，它们更像是一本日记，你能从每个年份的酒里想起成长的痕迹。 名酒佳酿 这是法国人珍藏葡萄酒的习惯。他们认同一颗种子从生长到酿造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件农产品，更多的是凝结于此的历史与文化。他们愿意与这种传承多年的文明共同生涯，1982年的拉菲不是奢靡品，而是花费品，可以送给1982年出身的朋友做诞辰礼物，也可以在节日的餐桌上打开来一家人喝掉。正是因为这样的认同，让藏酒变成一件广泛而平凡的事，所以，葡萄酒的拍卖在法国乃至全部欧洲，都是日常化的，并没有表示出这两年在中国的盛大感和高尚感。 红酒专场的拍卖是在2008年左右才在中国兴起的。用资深的葡萄酒专业人士刘艺的话来说，“这之前，他们基本看都不看中国。”金融危机让美国人、日本人收紧了腰包，欧洲的葡萄酒行业才收敛了些狂妄，来到了啥也不懂的中国人面前。 说啥也不懂，不是妄自微薄，究竟中国没有品葡萄酒的历史，有人也的确交了巨额学费。2009年广州的一个老板在当地的红酒拍卖会上用200万买下了一瓶1945年的酒，在当时泛滥的媒体报道里，我们只找到了这瓶酒中文的原产地名称，这让刘艺很为难，没有法语原文，她只能勉强从中文的“圣•艾米丽安特级大酒庄”鉴别出酒庄的地位。 “你站在波尔多，面朝大海，左岸，都是好处所，这酒只要是来自梅多克地域，根本就定了是好酒；但是右岸就差了一些，圣•艾米丽安就是右岸的，好庄子比左岸少多了。”不知道这个老板知不知道，这瓶卖出200万的红酒，出生并不是“豪门”——至少不是来自左岸有名的一级酒庄。事实上，世界上值得珍藏的葡萄酒只占总产量的5%左右，这5%几乎都来自左岸的一级酒庄。 1945年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好年份。委托拍出这瓶酒的法国神父酒庄代表刘耿雄的说明是“因为战乱时酿酒很少，只有少量本土贵族酿酒，所以很名贵”，而当你翻开业界有名的埃斯顿•诺顿的《葡萄酒档案》，在1945年清楚地记载着：“品德优良，合适久藏。”所以，1945是一个好年份，不是所谓神父酒庄的代表说的“战乱”，而是当年酒的品德是真的很好。 很难想象，委托方的中国代表对酒的说明都难以令人满意，又能请求买家理解多少？交了学费，可是此行学到多少，症结是，谁来教？ 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在6月做了本年度第六次红酒拍卖。他们在香港马会会所支配了评酒会，却并未对即将拍卖的酒做出详细的介绍，来北京做推介的负责人坦率地告知我他并不懂酒，也没有盘算在预展上对潜在的买家做更深层次的知识普及。后来，看拍卖成果就明确过来，理由其实很简略：不须要任何介绍，也统统卖得掉。这次收成很好，一共拍到了5500万，较主要的那支粉红香槟也卖到了幻想的高价。 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不同。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也阅历了新贵与暴发户寻求葡萄酒的路径，只不过，擅长学习的民族特征和引进者的积极推广让日本快速地成为欧洲之外第二大葡萄酒市场，“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和波尔多葡萄酒协会的主席关系亲密，做了不少葡萄酒知识的推广。”刘艺认为这是目前的中国应当学习的方向。 其实，学习并不是要新贵们都变成葡萄酒达人，理解气象、土壤对葡萄糖分的影响，对一级酒庄出品的酒的口感分出个甲乙丙丁，而是懂得自己较爱好哪一种，不是像现在这样唯拉菲是从，并且，不在拍卖会上做一个睁眼瞎。 法国人除了去拍卖行，还会在一些酒窖自行举行的小型拍卖会上买酒，较大的原因是酒窖的蕴藏条件好，酒的质量更能得到保障。 “在中国，我还没有看到像样的酒窖，那些灯光亮晃晃的，把酒放在木头架子里的酒窖，只能是作秀用，真这么放，酒很快就会出问题。” 刘艺给我看了些照片，她把这些真正的好酒窖形容成墓地，我认为它们更像中世纪的监狱。只有烛火，阴暗、老旧，岩壁上长满了苔藓和菌类植物，1856年的酒瓶外壁几乎被蛛网封起来了。“木头自己有味道，它会影响酒。酒窖对于拍卖行来说很主要，他们收集来的好酒如果寄存不当，质量会产生变更，冷了会有结晶，热了酒会流汗，好酒非常敏感。” 换个角度想，不单是拍卖行须要适合的存酒的处所，藏酒的人也须要。所以，在拍卖行买酒，除了看原产地和年份，还得细心懂得这酒是从哪儿征集的，本来的主人是不是具备藏酒的条件。 因为拍卖的时候，这些酒闻不着也摸不到，更别提喝了，只能通过这些外部的信息来断定，它是不是还和刚刚酿造出来一样，原汁原味。而这些信息，仍然须要出入拍卖会的中国新贵们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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